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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

时间:2022-08-11 12:00:18 来源:网友整理 作者:网友

正文标题

当失败被当作成功,洪水就会滔天而来:一战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英国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的《崩盘》和《停摆》都是针对最近十年历史和当下时势的畅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可能没有展现他作为近代史专家的看家本领。他在最新的访谈中不无懊恼地承认,关注时局令他有点丧失方向感。如果读者想要了解图兹作为专业史学家的最佳发挥,又不想一开始就探入过于专门的领域,2014年出版的《滔天洪水》会是个非常不错的切入点。

本书主要讲述国际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国际秩序的艰苦努力。在当中我们会发现,是人类理想和能力的限度而不是单纯的邪恶与愚蠢铸造了历史的诸多不幸。背负历史责任、承受清理混乱的人们尽其所能,既为灾难埋下种子,也为未来奠定希望。

《滔天洪水》,亚当·图兹著,陈涛、史天宇译,理想国|中国华侨出版社2021年5月。

1916:水深火热

《滔天洪水》的叙事起于1916年底。彼时,欧洲已经承受两年多残酷的浩劫。所有参战方都精疲力竭,战线却和1914年圣诞节没什么区别。在西线,英法试图打破僵局的索姆河战役徒劳无功。德国试图将法国人力消耗殆尽的凡尔登绞肉机也没达成战略目的。在东线,伏罗希洛夫将军发动的闪电攻势一度将奥匈帝国推入崩溃的边缘,却无力巩固难得的战果。英国的阿斯奎斯内阁倒台,善于煽动的改革派自由党人劳合·乔治继任首相。他誓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却对公众隐瞒英国的钱袋子已经见底的事实。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不想冒着撕裂国内政治的风险得罪军方和政治右翼,公开追求谈判下的和平。他也不能指望同样没有决断力的威廉皇帝能在政治压力下给予其毫无保留的支持。

大战陷入了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僵局,看不到明显的出路。打破僵局所需的新动力会从内外两个方面制造政治与社会的断层线,激烈改变参战国的国际国内局势。这些变化,正如人们当时就感受到的,通常不可逆转。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在《大战:1914到1918年的世界》中指出,参战各国如若想在不改变战前体制的前提下结束战争,1916年底是最后的机会。

从内部方面来看,旷日持久的大战是对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构造之坚韧程度进行的大考。越是在现代制度建设上走得远的国家,越能更好地适应这一残酷的新竞争。没有通过考验的国家,就会面临崩溃。

强有力的国家会更有效率的将资源集中到维持战争努力的方面,并反过来增强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掌控。在英国严苛的封锁下德国经历了严重的物资困难,以至于1916年的冬天以“芜菁之冬”的名字流传历史。然而德国却没有丧失战争意志与能力,在1917年打垮罗马尼亚后迅速改善了物质状况。反倒是理论上足以养活整个协约国的俄罗斯帝国,由于计划协调与运输能力落后,首都彼得格勒陷入无法克服的短缺,成为诱发起义的导火索。

相对更为成熟的制度也可以将剧烈的变化纳入体制,扩张自己的统治基础与合法性。劳合·乔治第一次把工党政治家带入英国内阁。德意志帝国的《爱国辅助役法》不得不寻求社会民主党的赞助或默许。奥匈帝国的卡尔皇帝重开自1914年就暂停的议会,试图为自己的统治制造新的凝聚力与合法性,无论是继续战争还是寻求和平,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3年多的战争和军方的胡作妄为已经肢解了多瑙河帝国脆弱的多民族共存社会。新开的帝国议会成为捷克民族主义者声音的放大器,暴露了帝国内部的裂痕和卡尔皇帝的无力。沙皇俄国更加缺乏包容性的政治过程。在短暂的爱国团结和胜利的前景幻灭后,镇压手段几乎是当局唯一倚靠的工具。这一法宝的效用自有其极限:1917年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的妇女上街抗议买不到面包。局势迅速演变为暴乱和兵变。沙皇尼古拉在国家杜马、军队、社会力量的胁迫下退位,统治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塌。

亚当·图兹(Adam Tooz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为 20 世纪和当代经济史,并广泛涉猎政治、思想和军事历史领域。代表作《毁灭的代价》获沃尔夫森历史图书奖和朗曼—今日历史图书奖,《滔天洪水》获《金融时报》《新政治家》2014 年度好书、2015 年度《洛杉矶时报》历史类图书奖,《崩盘》获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经济学人》2018 年度好书、《纽约时报》2018 年度关注好书等荣誉。

另辟水源?没有胜者的“十四点原则”

美国的作为与不作为,本来是外部条件,但在此刻,却成为了更为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最终战争走向何种结局,以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力量为轴心都将是战后新秩序的根本特征。因此《滔天洪水》把威尔逊及其继任者放在聚光灯下就是个十分自然的选择了。

1916年,成功连任的威尔逊对参战各国发出和平照会。美国总统最初提出的主张并不是后世所铭记的“十四点”,而是所谓“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英法对意大利和俄罗斯所许诺的瓜分战败者殖民地的密约此时还没有暴露。但说威尔逊天真到对协约国的战争宣传照单全收,同样不是现实。协约国固然可以说自己的战斗站在文明和正义一边,可他们阵营中不也有沙皇俄国这个怪物吗?

华尔街或许一直在为协约国的战争融资提供担保和手段,这是他们能从美国善意中立中所能获得的最大限度的好处。但是要夺取全面的胜利,这些支持是不够的。到1916年底为止,协约国的物质优势还无法压倒中央同盟在战术和组织上的高水平与大胆创新。威尔逊在1916年末所提出的和平倡议,固然为交战国达成谈判的和平提供最后的机会,但对追求完全胜利的劳合·乔治、克列孟梭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假如中央同盟真的响应威尔逊的号召,并提出相对合理的谈判诉求,停战的压力就会完全落到协约国一方。

让英法领导人大松一口气的是,这次机会没有被德国和奥地利抓住。德意志帝国议会中主张有限战争的议员并没有站在贝特曼首相背后,皇帝还是同样优柔寡断。若德国把自己能接受的停战安排公开化,必然会出卖奥地利的利益,从而损害和这个唯一可靠盟友之间的关系。德国军方顽固地相信美国早就站在英法一边,中立不过是幌子。换言之他们从没认真考虑过威尔逊想要真心促成和谈。这反过来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让德国轻算了贸然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与挑衅美国的战略后果,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政治误判。

图兹力图证明,威尔逊和其继任者盘旋在乱局之上的态度不是所谓孤立主义,反倒是以美国领导力塑造世界秩序的一套独特看法。他曾经要极力避免美国明确加入战争某一方的局面。这一判断不仅出于其“理想主义”也出自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在内心深处,威尔逊不相信欧战是一场“正邪之争”,而是需要尽快结束的无意义苦难。欧洲毁灭性的大战是旧世界的道路无法继续的证据,也是让美国正式登上世界领导地位的绝佳时机。在威尔逊眼中,欧洲文明的“内战”和美国内战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如果胜利一方基于自己所坚信的道德优越,对战败方施加道德的判决与政治的强制,那么战败方的怨恨将阻碍必要的和解。

也许是出于这个考虑,即便德国于1917年2月开展无限制潜艇战之后,美国也没有立刻下场宣战。直到同年4月德国外相齐默曼一封极不明智的电报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愤怒,威尔逊才最终放弃中立,把美国的全部力量投入协约国一方。这个决定并没有产生立即终结战争的效果。俄国灾难性的崩溃和德军异乎寻常的顽强让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和激烈。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列宁的和平决议为战争的道德色彩蒙上了不详的阴影。威尔逊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适应最新的局势发展。原来那套“道德等价”、“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说辞已经过时了。美国总统现在和英法用同一个声音谴责“德国军国主义”发起战争的责任,并将协约国的战争事业打扮为创建一个“对民主安全”的世界。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十四点”提出的背景和他试图解决的问题。

图兹提请读者注意,原始版本的“十四点”演讲并不包含“民族自决”或“民主政治”的字眼。在本质上,它体现的是威尔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十四点”的大部分内容是他追求公海开放、贸易自由、结束秘密外交的旧有主张。其重点仍然是终结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血腥内战,缔造长久的团结与和解。在殖民地人民之权利、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治下各民族之前途等问题上,演讲的措辞明显充斥了故意的模糊和父爱主义。威尔逊信服埃德蒙·伯克式的政治智慧。他相信,基于强力而非传统的社会改造,不会将外来的制度和文化健康移植到一个社会。“民族自决”的口号实际上是劳合乔治与布尔什维克叫响的。威尔逊接受了它,从此这个更为激进的诠释就和他和他的十四点捆绑在一起。只有更仔细地考察威尔逊立场随着局势变动而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梳理其决策背后近乎融贯的方法和哲学。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

釜水波澜:胜败与平衡

《滔天洪水》描绘的这样一幅美国政治的画面更多现实、更少天真。它为我们厘清战后秩序纷乱的头绪提供了一条主要线索。抓住这条主线,也就看到了战后国际秩序之矛盾的核心。理解了威尔逊主义中“现实政治”的这一面,我们才能意识美国从1917年参战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为止的对外政策,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有着激进的断裂。

不管是威尔逊还是其后三届共和党政府,美国战略的核心都是美国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以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道德模范”作为工具来塑造外部秩序,进而实现帝国主义强权之间“公平”之下的“团结”。美国需要保持在自主选择的时间点、以自己的方式和程度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多边合作的正式同盟结构会限制这一自由,把美国宝贵的资源和道德权威投入到沉重和无益的义务中,满足个别国家(主要是法国)的战略野心而不是美国要推进的利益与事业。从根本上讲,这是英国传统上“离岸平衡”战略思维更具野心的应用。它是一种和世界打交道和施加影响的方式,不是闭关自守的堡垒思维。至于这种战略的成效和失败,则是需要另外考察的问题。

协约国在1918年可以最终获胜,离不开英法美三国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深度协调与合作。胡佛在欧洲引以为傲的救济工作,离开盟国在战争时建立的物资分配体系是不可想象的。到1918年美国有100多万军队奋战在欧洲战场上。随着英国开始广泛使用护航舰队,美国的运力也补充进来。德国人靠无限制潜艇战切断协约国补给线的幻想也落空了。德国在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的第三代总参谋部的勉力支撑下又坚持战斗了一年半。他们指望东部战线俄国的崩溃可以让他们在西线有更多可供调动的兵力和资源。在1918年最后的攻势中,德军的突击队已经可以看到巴黎市郊。随后协约国军队开始反攻,德军士气终于崩溃,鲁登道夫钢铁般的决意也于事无补。战争最后阶段的进程说明英美法同盟在其全力运转时的威力是压倒性的。

这种深度整合的合作模式对美国来说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威尔逊对此从没有感到开心和从容。因此他在战争结束后思考如何解体这一联盟结构并不比他思考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来的更少费心思。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联盟这个设想本身,就是协约国战时同盟进一步发展为永久建制这一选项的替代品。它的松散结构和异乎寻常的开放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刻意设计。在这样的行动空间中,威尔逊设想,他可以最大范围内发挥美国影响力,同时避免明确的同盟义务。威尔逊与国会就是否批准盟约的斗争可以拆解为两者对合同义务的不同阐释:共和党国会在盟约文本中看到的是美国必须承担的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反过来,正是在盟约大而无当的言辞背后,威尔逊看到的是可以回旋推脱的余地。行政分支(总统)和立法分支(国会)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所谓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对决,而更多是技术上的分歧。

英法对美国想要抽身而出的冲动充满焦虑,这再自然不过。是美国全力的援助使得他们赢得这场费尽心力的消耗战。美国债权人持有的大量权益就是胜利之代价的直观体现。如此之大的透支永久改变了国际力量的结构。英国和法国都从战前的净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变成负债国。大英帝国陷入从爱尔兰到印度横跨三大洲的层出不穷的危机。德国在战争期间蓄意的破坏行径让法国北部的工业重镇变成一片废墟。巴黎本来是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现在和后者一道让位给纽约。华尔街、美国国会、还有年轻的美联储如今掌握着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不管美国人是否承认,他们已经成了新的世界权力中心。这意味着美国的不在场正如其在场一样会制造深重的后果。英国和法国将会是这些后果——欧洲权力的真空——最直接的承受者。对战败者来说,威尔逊的平衡思维提供了机会。德国右翼和军方散布谣言,宣称是议会中的破坏分子在背后捅刀子才让战场上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无法继续作战。事实正好反过来:如果不是主流社会民主党在德皇倒台的混乱中稳住了局面,宣布成立民主政府;德国将难以避免俄国在布列斯特遭受的耻辱失败。在最坏的情况下,德国将面临协约国全面的军事占领,甚至遭受和二战后类似的被肢解的命运。

扬扬止沸:秩序的重建

想要理解凡尔赛秩序的本质,就必须同时理解欧洲协约国、美国、德国面临的战略局面与各自的期待。英法渴望维系战时同盟,他们在三大资本主义民主强国的合作中看到自由主义国际的无限潜力。这同时也是他们稳定自身岌岌可危的帝国秩序唯一能依仗的出路。美国人相信新秩序值得为之付出努力,但并不打算失去他们奉为至宝的行动自由来分担别人的责任。如同后来历史揭示的,这种态度重创朋友更甚于伤害敌人。德国从威尔逊华而不实的言辞中汲取了过多虚妄的期待,这让他们相信自己在凡尔赛会场中遭受了奇耻大辱。实际上,德国是新国际秩序构想的第一批受益者,德国精英中的有识之士很快会发现并利用这一全新的可能性。

梅纳德·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制造的神话符合德国人的受害者心态,刚一出版就在德国获得热烈的认可。在当代的历史研究中凯恩斯的具体判断早就受到诸多质疑。按照图兹的说法,《凡尔赛条约》确实是既宽大又残忍,只不过宽大的对象是德国,而残忍的对象是英法。德国没有被占领,威廉皇帝没有上绞刑架。克列孟梭没有认真考虑过把莱茵兰从德国分割出来的方案,他充分认识到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不是虚构,而是应该尊重的现实。上西里西亚被新生的波兰共和国分走了一部分,这对自视甚高的德国人的自尊心是严重打击。但这个方案不管怎么说是国际联盟本着尽可能公正和实用的原则设计的。和二战后德国失去毫无争议的东普鲁士领土,几百万德国裔人被迫离散故土的结果比起来,凡尔赛体系算是充分考虑到了各个族群的利益:两战之间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在宪法中加入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条款,这与国际联盟的努力密不可分。德国人与其说是遭受到实际的委屈,还不如说正是因为战后体制把他们和波兰人放在了平等地位上大呼受伤。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中所谓关于德国“罪责”的条款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强加给他们的道德审判。实际上,19世纪的国际法中从不排斥和约中规定战败方的赔偿责任。德国人道德等价的主张,不过是利用了威尔逊主义的辞藻和德国未遭占领的幸运,来逃避自身彻底战败的现实罢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反对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乃至于经济萧条。著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合约的经济结果》等。

凯恩斯真正意图攻击的对象是徘徊在阴影中的美国。普恩加莱总统占领鲁尔的举动从外表上看有耀武扬威的嫌疑,条约施加给德国的赔款义务也不能不说是沉重的。这全都是美国试图从欧洲大陆撤回直接干预的后果。如果美国给予明确的安全保证,或者对联盟间的贷款有更加宽大的安排,法国人并不排斥给予德国温和的待遇。在这一切都缺位的前提下,连凯恩斯都承认,指望英法对德国单方面宽大“极不公正。” 20年代初期,各国经济为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不得不采取严苛的财政纪律和通货紧缩,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战争改变了国家对公民承担义务的性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国民有理由要求政府负担更为广泛的社会福利,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开销。威尔逊和他的共和党继任者并不希望战后的局面制造出足以挑战美国地位的联盟,也并不希望自己成为法国在东欧的“军事野心”的担保者与一团糟的财政状况的拯救者。法国必须以非常苛刻的条件从华尔街借款来避免国债违约。占领鲁尔与要求赔款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凯恩斯只敢曲折隐晦地提到解决问题真正的责任落在美国头上,而不敢直接开罪美国总统,这件事本身就充满象征意味:英国精英认识到,美国的合作是任何可行的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对美国总统言辞激烈显然是没什么好处的。为了敦促美国对同盟间债务做出更加积极的安排,英国财政部甚至考虑过单方面废止其他盟国对英国的债务,来“逼迫”美国进入债务谈判。劳合·乔治试图在瑞士洛桑会议上牵头达成包括了德国、苏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结果遭到近乎耻辱的失败:比起响应英国首相的倡议,德国和苏联两位国际秩序中的法外者选择走到一起,签署了提携彼此合作的《拉帕洛条约》。

这样一种对秩序的需求和供给严重失调的局面必然充满矛盾和紧张。但却未必不符合美国所设想的利益。美国警惕一切战胜国之间、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集体行动结成同盟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排斥所有各方都参与的多边机制。在一对一的谈判中,美国才能将其优势地位发挥到极致。缺乏国际联盟更加实质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为担保,英美法共同支撑的金本位制度,几乎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力量所能使用的唯一武器。美国以其手中巨额的债务和信用作为筹码,最大程度的择机干预欧洲和世界局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压力行之有效。道威斯计划实际上终止了《凡尔赛条约》为德国设置的枷锁,法国在英国(工党政府!)的胁迫下接受了美国牵头下达成的新安排。英法本来设想的是通过盟国间债务与赔款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来走出战后的困境,但实际落实的安排则是美国银行直接贷款给德国而不是法国。美国国务院再次表演了赤裸的政治平衡术。这种退居幕后、居间调停的外交风格定义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十年,只有在1930年大萧条爆发这样的极端情况下,胡佛才出手宣布“延债宣言”,暂停所有战争相关债务的支付义务。即便如此,这一举措也并不是美国和盟国对等磋商后的结果,而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宽宏大量”罢了。

考虑到国际联盟体制的松散和缺乏实质力量,各国所面临的困难,以及美国机会主义的参与方式,战后秩序的成就是惊人的。道威斯计划之后,美国资本大量流入德国和欧洲,催生长达数年的景气上升。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协议开启了十年的“海军假日”时代,既缓和了主要大国与新兴的日本之间潜在的矛盾,也把军备竞赛的资源转移到了战后亟需的重建事业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非战公约》)第一次将战争排除出一般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让国际法体系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狂人墨索里尼上台后没有挑战金本位的现行体制,他在地缘政治上的初次冒险也在国际联盟的警告下无果而终。最能体现战后体系精髓的莫过于魏玛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施特雷斯曼的转变。这位战时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在战后经历深刻反思后成为新国际秩序最坚定的拥护者与魏玛共和国的基石。这不是因为他突然变成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冷静的政治现实让他意识到,在美国塑造的这个战后体系内部追求德国的民族利益,是唯一理性和实际的做法。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与幻想除了带来毁灭和混乱,不会有任何正面结果留下来。马克斯·韦伯对战争终结的评论同样可套用在施特雷斯曼身上,这位最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说:“如果我们秉性诚实,就会承认,德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要统治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古代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要统治世界一样。”(摘自明克勒(《大战》)

像施特雷斯曼和韦伯这样理性冷静的魏玛政治家顶住政治压力和暗杀的威胁,让新生的共和国渡过一次次军事政变、左翼暴动和经济危机。他们的努力体现的是战后德国的国内秩序与国际体系已经密不可分这一现实。作为战后体系内部的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德国才能在1930年前后在杨格计划的助推下彻底摆脱战败的经济阴影。可悲的是,在大萧条传导到欧洲这个巨大的“滔天洪水”面前,魏玛共和国本身的寿命也所剩无几。

《崩盘》,亚当·图兹著,伍秋玉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6月。

洪水滔天:毁灭的教训

按照图兹的说法,对一件事物最大的肯定来自于其敌人的畏惧和重视。战后新秩序的挑战者们——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与斯大林的苏联——从未小瞧这一秩序的力量。不管是纳粹德国的军备重建计划还是斯大林的头两个五年计划,都把重工业发展和国防支出提高了前所未见的程度。一战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要打破美国和英法所构造出的这座国际秩序的堡垒,旧中央同盟国与旧沙皇俄国的国家机器不足以完成任务。他们的预判惊人得正确——实际上,这正是图兹第一部获得广泛赞誉的历史专著《毁灭的报偿》(The Wages of Destruction)所探讨的主题。

在秩序的守护者一边,美国人对行动自由的执着最终反过来打击到了自身。在全球资本、政治、信息围绕美国吞吐的,愈发紧密联系的网络中,尽力维持一种置身事外的表象会制造可怕的失衡。它让美国这个秩序最大和最后的支柱在面对危机时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和制度上的工具。发生在曼哈顿的股灾不会留在华尔街,在华盛顿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30年关税法案》)会重创全球的贸易体系。人们对全球化时代“交互外部性”的理解将伴随着惨痛的现实体验。英国因英镑无法继续承压而宣布脱离金本位,战后秩序的第一道重大裂痕出现了。胡佛总统的干预来的太晚、太迟,已经不足以抵挡洪水的脚步。离岸平衡(offshore-balancing)和间接干预是早期工业化时代大英帝国的治理术,对一战后的世界危机则是完全不敷用的工具。威尔逊的保守进步主义没有赶上时代本身的进程,地狱之门终将打开。

这种揭示让《滔天洪水》显露出其底色:它是一本罗斯福时代“新政国家”的前传,是关于面对激进的现实,人们必须诉诸更激进的现实主义的劝诫。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国家最终会探索出全新的霸权艺术,重塑其对内对外的自我想象。比威尔逊的进步主义国家更加强势的总统行政权,比国际联盟更有野心的国际制度网络,将在大萧条和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考虑到图兹不时自我标榜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滔天洪水》故事的教训结束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

最后,本书原版出版于特朗普上台与英国“脱欧”之前,但2016年以来美国内外政策中若干令人担忧的倾向充斥着过去那段历史的回响。只要随时警惕借古鉴今固有的时代错位风险,关心当下国际问题的读者,同样不妨从中批判性汲取教益与洞见。

撰文|黄非

编辑|李夏恩、李永博

校对|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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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解读希特勒》摘录:要么我,要么洪水滔天

版本:译林出版社

前言(结语)


1、

希特勒比萨达姆“高明”。

七十年前,当他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希特勒选择的不是东躲西藏与屈辱投降,而是在帝国首都柏林就地自杀。这样,他不仅逃脱了人世正义的惩罚,而且拯救了自己身后的“光辉形象”。他留给后世的不是一个蓬头垢面、可怜巴巴的“脏老头”样,而是一个“完美无损”的人世邪恶的经典象征。在历史现实中,希特勒被征服了;但他那邪恶的思想与精神却像幽灵一样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任意翱翔。


2、正如针对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判决,只有在一个公正法律与审判程序之内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对希特勒的思想与罪行的评判,也只有在坚持公正与逻辑原则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在这里,为希特勒作“辩护”的不是对他的赞成、宽容或同情,而是我们思想中的公正与逻辑意识。只有当我们能够在不扭曲我们日常的公正与逻辑意识的前提下,颠覆希特勒的思想建筑、动摇他的道德基点的时候,我们才能为针对希特勒所作出的严厉评判感到心安理得,才能算是在真正意义上征服了希特勒的幽灵。


3、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是一部敢于接近希特勒的幽灵,而又不被它所俘虏,以平和的心态、依据公正的标准、凭借丰富的知识与严密的逻辑征服希特勒幽灵的力作,是一面让这一“魔鬼”原形毕露的“照妖镜”。


4、如果说费斯特的《希特勒传》是希特勒这条巨蟒的巨幅油画,那么哈夫纳的希特勒肖像则是一张简明扼要的速写。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恰到好处、入木三分,比墨浓笔重的油画更为真实。


1、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路。作为一个女用人的私生子,他力争上游当上了一个地位较高的官员;他死时很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走下坡路。他没有完成实验中学的学业,未能通过艺术学院的录取考试,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先在维也纳,然后在慕尼黑,他过着一个提前退休者与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的生活,既没有职业,也没有职业规划。他依靠遗族抚恤金与偶尔的卖画所得维持生计。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到巴伐利亚陆军报名参战。

战争结束后,他当了一年的“兵营居民”,他依然没有职业计划与前景。他当时已经三十岁了。

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卒于1945年4月30日,活了几乎正好五十六年,比一般人的寿命要短一些。他的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六年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无法解释的鸿沟。在前三十年里,他是一个古怪的失败者;之后几乎立刻成为一个地方政治名人,到最后,整个世界政局都围着他转。


2、希特勒一生的分界线,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不能说1919年以前是软弱与失败,1920年以后则是力量与成就;而应该说前后都一样,一方面是非常激烈的政治生活与经历,另一方面是非常贫乏的个人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古怪浪漫艺术家,就已经像一个头等政治家那样融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而后来的“元首”与总理的个人生活,却仍是一个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的个人生活。此人一生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其单调性。


3、年轻的希特勒在反思时代史,中年的希特勒仍在反思它,但已经介入;晚期的希特勒则在决定着时代史。先是历史创造了他,然后是他创造了历史,这值得探讨。


4、在他的生活中一一无论“前一段”还是“后一段”一一缺少所有在一般情况下能赋予人生以深沉、温暖、尊严的东西,譬如教育、职业、友情与爱情、结婚、养育子女。希特勒的一生,除了政治与政治热情之外,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虽然未必是不幸福的,但却是轻飘飘的、无根基的且可随意抛弃的。随时准备自杀的心态,也一直伴随着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最后,理所当然的,他自杀了。


5、希特勒没有朋友。他喜欢与他的下属(如司机、保镖、秘书)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一起,而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在这种“司机聚会”中放松自己。对真正的友情他终身拒绝。他与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这些男人的关系,一直是冷冰冰的。他的追随者中唯一与他在早期称兄道弟的罗姆,让他枪杀了。


6、

希特勒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只上过几年实验学校,成绩很糟糕。不过,在其游荡的岁月中,他阅读了很多东西,但按其自己所说的,只是吸收了其中他自认为早已知道的知识。至于政治领域的知识,希特勒则近乎一个读报迷的水平。他真正过硬的只是在军事与军事技术方面。在这方面,前线战场上的作战经验,使他能够将书本知识有批判地消化吸收。

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前线的经历大概是他唯一的受教育经历。除此以外,他一辈子都是个典型的半瓶子醋一一一个总自认为比别人知道得多,而且到处兜售其所阅读到的半生不熟的或以讹传讹的知识,最喜欢在一群无知的公众面前炫耀。他在“元首总部”的桌边谈话,记录了他那不光彩的知识缺陷。


7、与他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恐惧一样,他对职业的恐惧是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政治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职业。在他从政的早期,他曾称其职业为画家、作家、商人与宣传员;后来他只是一个不向任何人负责的领袖,先是党的领袖,最后是那个绝对的“元首”。他担任的第一个职位是国家总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奇怪的总理,他想走就走,看不看文件、怎么看、什么时候看,都随他。他不定时召开内阁会议,1938年以后干脆根本不开了。他的政治工作方式,不像一个最高官员,而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就业的艺术家。他等待着灵感的到来,一连几天、几个星期,似乎是在偷懒,但当灵感到来的时候,便突然急急忙忙地投入行动。


8、

或许有人会说,私人生活的空虚,对于完全献身于一个自我确定的伟大目标、拥有创造历史雄心的男人来说,并不罕见。错了。世界历史上的确有几个男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可以与希特勒相比,但是他都比不上他们。他们是拿破仑、俾斯麦、列宁。

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只是一个政治家,而在其他方面是个零。他们都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在他们进入政治而名垂青史以前,都有过一段成功的职业经历:拿破仑当过将军,俾斯麦当过外交官,列宁当过律师。他们都结婚了,只有列宁没有孩子。他们都曾有过幸福的爱情:拿破仑有约瑟芬·博阿尔内,俾斯麦有卡塔林娜·欧罗夫,列宁有伊涅萨·阿尔曼德。这赋予了这些伟人以人情味;没有完整的人情味,他们的伟大就有所缺憾;而希特勒就有所缺憾。


9、希特勒的一生非常自负,自始至终倾向于高估自我。斯大林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政治工具,但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昏头。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崇拜”的对象,而且是其最早的、最持久的、最热烈的信仰者。


10、

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早在其公开登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它经历了七个阶梯或飞跃。

1. 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

2. 第一个(还是私人的)政治行动: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

3. 决定当政治家。

4. 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

5. 决定当领袖。

6. 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这也是发动战争的决定)。

7. 决定自杀。

最后两个决定有别于前面的几个决定,因为它们是孤独的决定;其他决定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难以分开。它们是希特勒的决定,但就像一阵风鼓起一片风帆那样,时代精神或时代氛围每次在希特勒身上或通过希特勒都在发挥作用。


11、希特勒的真正磐石,其最初的、最底层的基础,并不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结合。而且,反犹主义似乎是其中的最早成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带着他的反犹主义主张,犹如一个天生的驼背与之相随。


12、

他的突破性经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演说魅力。这发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个大众集会上做了第一次演讲,他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众所周知,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态,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演说艺术(希特勒的演说进展缓慢而疙疙瘩瘩,没有多少逻辑结构,而且有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内容,而且希特勒的声音沙哑,喉音很重),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能随时控制所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

当他与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讲到让他激动的话题,即涉及到政治与犹太人的时候,有时他会从对他来说正常的沉默状态中觉醒,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慷慨激昂。当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诧异,被看成是个“疯子”。现在这个“疯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众控制者,一个“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涩的高傲,转变为一个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13、

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着“那唯一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找到逊位的德皇的替代,而且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即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对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心声,他预言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时代将会

诞生那个唯一拯救的人

并且已经为他设计好应该做些什么:

他砸毁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

把迷路的赶回永恒法理,

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

主人再次成为主人,

规矩再次成为规矩,

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

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

经过晨曦的风暴与危险的信号

于日出之后辛苦建立崭新的帝国。


14、

格奥尔格1907年的一首旧诗听起来似乎是对希特勒的预见:

那个人!那个壮举!人民与高级委员会在渴望

不要指望与你们同桌吃饭的某个人!

或许是那个长年坐在你们的凶手中的,

睡在你们的监狱里的人:他站起来,采取了行动。


15、

希特勒获得不必向任何人负责的全面权力的时间不是1933年,而是兴登堡去世的1934年,当他成为“元首”时,希特勒已经四十五岁了。然后他面临的问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内政与外交纲领能够实现多少。他以其政治生涯中一一至今仍然不是人所皆知的一一第一个完全保密的不寻常的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答复是:全部!这一回答包含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让其政治与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自我估计的寿命长度。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试想一下: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


16、

在前面与希特勒比较过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不可取代且将这一观点付诸实施的。俾斯麦在一个长远规划的宪法制度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权力巨大但权限清楚的职位,而当他必须离开这一职位时,他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拿破仑试图建立一个王朝。列宁创建了党,同时也把党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基地,而且这个党确实产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并排除了无能的接班人,尽管有时要渡过流血的危机。

所有这些在希特勒那里都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么我,要么混乱”的基础之上,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我以后可以是洪水滔天”的基础之上。没有宪法,没有王朝(撇开希特勒对婚姻的恐惧以及没有子女不谈,这也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真正能担负国家重任的、推出领袖的、长久的政党。纳粹党只是希特勒个人夺权的工具;它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他不让接班人在党内出现。他拒绝考虑其死后的事情,并作出生前的安排。一切都必须通过他本人实现。


17、任何政策,如果它不从具体环境条件与可能性出发,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寿命长短,都是不现实的。但希特勒的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它尤其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大战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进行。


18、

他继续说道:“糟糕的是,我必须在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时间,而我却只有可怜的几年时间。其他人知道他们有接班人……”不过,他没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他也曾几次(尽管不是在公开场合)隐约表示过,他决心将德国历史纳入并服从其个人生命。1939年初,他对到柏林访问的罗马尼亚外长伽芬库说:“我现在五十岁,我宁愿现在,而不愿意在我五十五岁或六十岁时开战。”同年的8月22日,在他的将军们面前,他以其“个人的地位与独一无二的权威”来论证“他不可动摇的开战决定”,这种权威或许以后不再存在,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几个月以后,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们加快实现西线进攻计划时说:“作为最后一个因素,我必须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没有一位军人也没有一个文职官员能够替代我。刺杀行动可能再次发生……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我将就此行动。”


19、归根结底,是让历史服从于自己的一生,让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服从于自己的生涯:一个真正令人吃惊的、本末倒置的、夸张的思想。希特勒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思想,难以确定。在其20年代已经形成的领袖概念中,它已经萌芽了:从领袖的绝对不向他人负责,到领袖的不可替代,没有多大距离。


20、

对于他来说,生与死总是离得很近。众所周知,他以自杀告终,而他的自杀不是凭空而来。他以前在失败的时候也倾向于自杀,作为最后的一步,他随时准备抛弃生命,尽管他将德国的命运交给了它。在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他先躲藏在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那里,他对后者说,他将自我了结,开枪自杀。汉夫施丹格尔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戈培尔说,在以后的一个危机中,当1932年12月纳粹党行将分裂的时候,希特勒对戈培尔说:“如果党分裂,我会在五分钟之内用手枪了结。”

1945年4月30日,他真的自杀了。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以前的自杀言论看成是空话。在对戈培尔的话中的“在五分钟之内”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在以后的同类言语中,就成了几秒钟,最后甚至是“一刹那”。可见,希特勒一生都在考虑如何迅速自杀,因此自杀如何轻而易举。


21、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对陆军元帅保卢斯没有自杀而是投降了俄国人很失望,他发泄道:“这个人应该开枪自杀,就像以前的将领面临失败时冲向宝剑一样……如果没有责任让他留在这个痛苦的深渊,一个人怎么能够害怕这能够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一秒钟呢?咳!”在遭遇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以后,他又说道:“我可以说,如果我的生命告终了,这对我个人来说,只意味着从忧愁、失眠的夜晚以及严重的神经煎熬中解脱出来。这只是一刹那,然后我就解脱了一切,有了安宁与永远的安息。”


22、人们说,执政毕竟不同于演讲。人们也注意到,在希特勒的演讲中,充满了毫无节制的对执政者的谩骂,要求赋予自己及其纳粹党全部的权力,不管是否自相矛盾地向所有方向的不满意者讨好,但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譬如如何解决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图霍尔斯基说出了许多人的看法,他写道:“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因此,当这个人在1933年以后表现为一个魄力十足、想象力丰富、高效率的实干家的时候,对其反对者的心理打击就更沉重了。


23、

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纳粹党完全是希特勒的创造物,而且在它于30年代早期开始吸引大批选民之前,它作为组织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党。它使有着悠久光荣组织传统的社会民主党黯然失色;帝国时代的社会民主党,曾是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小型的“反对国”。与早就臃肿与自满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希特勒的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拥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它只服从一个压倒一切的意志(细心的观察家在20年代就可以发现,希特勒有每时每刻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同化或消灭党内竞争者与反对者的能力),它的每一个支部都充满着战斗热情,是一架在德国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隆隆运转的竞选机器。


24、希特勒20年代的第二个创造物一一他的内战军队“冲锋队”,也让其他所有政治武装(如德意志民族党的“钢盔团”、社会民主党的“国旗团”,甚至德国共产党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相比之下犹如小市民协会那样软弱无力。不管是在战斗精神、鲁莽勇敢上,还是在残忍与杀气上,它都超过了它们。它且只有它才使人们感到心惊胆战。


25、

希特勒曾亲自庄严地(在国家法庭前宣誓作证时)宣布,他上台后,将有人头(即所谓的“十一月罪犯”的人头)落地。1933年春夏,当1918年革命的参加者与共和国的名人“只是”被抓进集中营,在那里受到虐待、生命受到威胁,但绝大部分人或早或晚地都被释放时,人们几乎松了一口气。有几个人甚至完全没有受到冲击。人们心里已经作好了发生大屠杀的思想准备;但只发生了一天(1933年4月1日),主要是象征性的、不流血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简言之,希特勒上台初期虽然发生了严重的暴行,但比预先的威胁却要略轻一点。当在1933至1934年间暴力逐渐消失,在1935年至1937年间让位给(只是受到仍然存在的但人数逐渐减少的集中营的干扰)正常状态时,那些(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说“这只是一个开端”的人,似乎撒了谎;而那些说“这只是令人遗憾的过渡现象”的人,似乎对了。

整体来说,纳粹统治时期前六年暴力的使用及其程度,可以被称为希特勒心理学的大师级成就:先通过杀气腾腾的威胁引起恐惧,然后是严重的但没有达到威胁程度的暴力措施,以及随后逐渐向几乎正常状态的过渡,但没有完全放弃暴力背景。它使先是采取反对或观望态度的人群(也就是多数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震撼,但没有逼迫他们进行绝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没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政权受到积极评价的成就转移到别处去。


26、

在希特勒的积极成就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他的经济奇迹,它让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经济奇迹”的说法在当时还没有;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联邦德国艾哈德时期惊人的迅速重建与再次振兴经济的成就而言的。但是,它更适合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奇迹被创造了,以及希特勒是个奇迹创造者的印象,在当年更深、更强烈。

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这一点,后来的路德维希·艾哈德都没有做到。


27、1936年至1938年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人都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那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与面包。”


28、希特勒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方面的外行;启动这一经济奇迹的具体主意绝大多数都不是他的,特别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危险的资金筹措绝招,是来源于另一个人,即他的“财政魔术家”亚尔马·沙赫特。但是,是希特勒把沙赫特召来了,让他干的,先是当帝国央行行长,然后当经济部部长。而且是希特勒把所有那些以前已经存在的,但因各种原因一一主要是经费原因一一搁浅的启动计划(从赋税抵偿国库券到MEFO债券,从义务劳动到修建高速公路),从抽屉里拿出来付诸实施的。


29、我们也不能忽视希特勒经济奇迹的阴暗面,因为这一经济奇迹是在一个持续的经济萧条中出现的,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富裕岛屿,就必须将德国经济与外界隔离,因为他的财政计划就倾向而言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通货膨胀,必须由国家规定控制工资与价格。对于一个以集中营为背景的独裁政权来说,两者都是可能的:希特勒既不要顾忌企业家协会,也不要顾忌工会的反应,他能将双方强制纳入“德意志劳动阵线”并由此瘫痪它们,他可以将任何一个擅自做涉外生意的企业家和一个要求增加工资并以罢工要挟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正因为这些,我们只能把30年代的经济奇迹称为希特勒的成就,因此甚至可以说,那些为了经济奇迹而忍受集中营存在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前后一致的反应而已。


30、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如果没有魏玛时期的准备,它也没有可能,它的具体工作也不是希特勒做的。而是军事权力集团的奋斗成就。但是,是希特勒下的命令,出的点子。与经济奇迹相比,没有希特勒的关键性推动,这一军事奇迹更是难以想象,经济奇迹只是希特勒的即兴表演,与其相比,军事奇迹更多来源于他长久的计划与抱负。


31、

在经济与军事上,希特勒证实自己是奇迹创造者,只有顽固不化的固执己见者才会拒绝感谢与服从他。

希特勒扩军政策的前两个方面这里简要讲一下,第三个方面需要多讲几句。

(1)经常有人说,希特勒的经济奇迹与军事奇迹实际上是一回事,就业问题完全或基本上是通过扩军实现的。这不对。当然,普遍兵役制减少了几十万失业人员,而坦克、大炮与飞机的大批生产,给了几十万冶金工人工资与面包;但是,希特勒上任时的六百万失业人员的大多数,则是在完全正常的民用工业再就业的。一辈子说了不少吹牛胡话的戈林,在当时打出了“不要黄油要大炮”的口号。实际上,第三帝国既制造了大炮,也制造了黄油和其他东西。

(2)扩军也有一个重要的外交含义:它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这一点将在“成功”一章中谈到。这里,我们在谈希特勒的成就,我们只把它当作成就来看。

(3)在这一成就中,还有完全属于希特勒个人的贡献值得一提。前面我们说过,扩军的庞大细节工作不是希特勒的事,而是作战部与将领们的事。其中有一个例外。在具体的战争中被证实为相当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希特勒亲自干涉,亲自确定新国防军的组织,由此决定了它未来的作战方式:面对绝对多数军事专家的不同意见,他决定建立自成一体、独立作战的坦克师团与坦克军团。这种新型陆军兵种在1938年只有德军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中被证实为战场的决定性兵种,后来被其他国家军队所模仿。


32、

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赢得了1933年还给他投反对票的大部分人的支持,这或许是他的最大成就。这一成就,使得今天幸存的老年人感到羞愧,对于后来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完全不能理解。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 而在当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

希特勒那狗叫式的演讲,今天听起来既令人作呕,又令人发笑,在当时却有一个使听众心服口服的事实背景。起作用的是这个事实背景,而不是希特勒的狂吠。

以下是希特勒在1939年4月28日所作演讲的片断: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推入有益的生产中去……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和约一页一页地撕毁。

我将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给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我在二十一年前作为我民族中的一位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33、

看到希特勒不可否认的成就与接连不断的奇迹以后,希特勒原来的反对者,有知识与教养的有产者,即使是笃信的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代中晚期也一定会扪心自问:或许,我自己的标准是错的吧?或许,所有我学到的、信仰的,都不对吧?我的观点,不是被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推翻了吗?如果世界(经济界、政治界与道德界)真如我一直信仰的那样,那么此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与最可笑的方式失败,对了,他根本不应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从无名小卒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人物,他无事不成,就是似乎不可能的事都能实现,他是万能的,万能的!这还不是证据吗?这些难道不迫使我改变我所有的观念,包括审美与道德标准吗?我不是至少应该承认,我的期待与预言错了,我以后是否要保留我的批评,作出判断时要非常小心呢。

这种自我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爱的。但由此到第一次、还是不很情愿的“希特勒万岁”已经不远了。


34、当人们对纳粹主义有所不满的时候(对纳粹主义多有不满的人,仍然有很多),他们会本能地为希特勒开脱。客观来说,这当然是不对的。希特勒对那些破坏性措施与对那些建设性措施同样负有责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对法制国家与宪法制度的摧毁(我们后面将讲到)称之为希特勒的“成就”,即摧毁的成就。与其在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积极成就一样,它们同样充满力量。他在社会领域的成就处于这两种成就之间,其破坏性与建设性难分上下。


35、

人们习惯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思考。但是,更正确、也更为重要的是,把个人主义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在工业时代,某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可避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积累、更新与扩展资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里,一个经理或工程师的工作与思考方式完全一样,工厂里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是异化的劳动;工人操作的机器与流水线,是属于一家私有公司,还是属于一个全民所有的联合工厂,在工作时对于这位工人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实际差别。但是,在下班以后他是否无人关心,是否在工厂门口有着一个集体一一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共同体一一在等着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换句话说,比人与劳动的异化(这在任何一个制度下的工业经济中可能都无法获得根本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隔阂)。

再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人的隔阂的话,那么人的社会化比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更能实现这一目标。后者或许消灭了不公平,但是,如果最近三十或四十年已经证明了什么的话,它是以效率为代价的。前者却是消除了一种隔阂,即大都市居民之间的隔阂,不过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因为与共同体和纪律一样,自由与隔阂是同一枚奖牌的两面。


36、成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只能是优或劣的,而不是善或恶的。希特勒干了许多罪恶的事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足够的机会来谴责他。但是,人们不应该出于错误的原因谴责他(这是一个在当年带来严重后果的、今天还经常有人犯的错误)。“别把魔鬼矮化!”希特勒有他平庸与可笑的一面,低估他的诱惑总是巨大的,而它今天更大,因为他失败了。人们不应太快地被这种诱惑所俘虏。


37、没有他那完全可以说不同寻常的能力,他带来的灾难也不会那么巨大。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他走向深渊的路上曾有过高高的顶峰。


38、

早在1938年11月,他就在对国内新闻界主编们的讲话中承认,他前几年所有的和平许诺都是骗局:

局势迫使我多年来只讲和平。只有在不断强调德国的和平意愿与和平意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给予德国人民作为下一步骤必要前提所需的军备。当然,那么多年所作的和平宣传也有其消极面;它很容易使许多人头脑中产生固定的印象,当今的政府与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的决策和意愿是一致的。这不仅会导致对这一制度目标的错误估计,而且,尤其会导致德意志民族被灌输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久而久之必然会作为失败主义拿走当今政权的成就。


39、

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其《希特勒传》的序言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试验。他写道:“如果希特勒1938年死于一次刺杀的话,那么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主义以及统治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而被遗忘……六年半的岁月使希特勒远离这一荣誉。”

......

不过,值得向另一方向继续进行费斯特的思考试验:当然,当德国人在1938年秋得知希特勒突然死去的消息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首先会有失去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位国家巨匠的感受。但这种感觉只会持续几个星期,因为他们随后会惊恐地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国家制度了,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悄悄地把它摧毁了。

此后又怎么办呢?希特勒在1938年没有接班人,没有一部选举接班人的宪法,也没有一个机构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利与权力来推举一位接班人。魏玛宪法早就失效了,但也没有被另一部宪法所代替。国家因此缺少推出新元首的机构。可能的几个接班候选人都以一个“国中之国”为后盾:戈林依仗着空军,希姆莱依仗着“党卫队”,赫斯依靠纳粹党(就纳粹党而言,此时人们可能会发现,它几乎与“冲锋队”一样失去了功能);另外还有陆军,其最高将领们在1938年9月差点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国家,它由希特勒个人聚合与掩盖着,在这个人离去以后,这一切将会全面暴露出来。而这种混乱是希特勒造就的,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就;一项摧毁性成就,至今未被觉察,因为它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更为全面的摧毁,因而不被觉察。


40、

一个国家的功能建立在其宪法基础上。这部宪法可以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第三帝国最迟自1934年秋起既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没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它既不认可与尊重限制国家权力的国民基本权利,也没有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法,即一套划分各个国家机关权限,并保证它们的工作有意义地融为一体的国家事务程序。相反,希特勒故意制造出一种状态,即各个独立的权力载体之间权限范围模糊、相互竞争,势力范围相互跨越,只有他自己站在所有人之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保障自己所想得到的、向所有方向都完全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感觉完全正确,任何一个符合宪法的秩序,也会限制权力最高的宪法机构:一个宪法国家最有权力的人,至少也会受责任范围的限制,他不可能向所有人命令所有事情;至少做好了没有他也能继续运转的准备。这两点希特勒都不想要,所以他毫无替代地取消了所有宪法。

他不愿意当国家的第一公仆,而是要当唯一的领袖,当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他正确地认识到,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制度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只能在一个受控制的混乱状态之中。因此,他一开始就以混乱代替了国家。我们必须承认,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一直知道如何控制这一混乱。但他的死亡,即便在他成就的最高峰,即在1938年秋,也将会暴露他所制造的混乱,而且因此损害其身后的名誉。



41、在仔细研究希特勒时,人们会在他身上发现一个特征,我们或许称之为对确定的恐惧,或许更确切地称为对任何终结性状态的恐惧。他似乎不仅害怕他的权力会受到一个国家秩序的限制,而且害怕一个固定的目标限制了他的意志。他继承的德意志帝国,1938年他扩大为大德意志帝国,对于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他所要巩固与保护的国家,而一直是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大帝国的跳板。这一帝国或许不再是一个德意志帝国,而是一个“大日耳曼帝国”,这个帝国在他脑子里连地理边界都没有确定,只有一个不断向前推移的“国防线”,或许是在伏尔加河边,或许在乌拉尔河边,或许直到太平洋为止。


42、

固定的东西必须灵活化、可移动,一切都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从这种临时性出发完全自动地趋向不断的变化、扩大与发展。德意志帝国必须不再是一个国家,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征服与侵略的工具。

在这方面,希特勒与俾斯麦之间所存在的对立可以说是最大的,俾斯麦在获得了可获得的成就以后,便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但是,在这里,与拿破仑的比较也有借鉴意义。与希特勒一样,拿破仑作为征服者失败了,但他作为法国国家巨匠的许多成就却遗留下来了:他的伟大立法,他的教育制度,甚至他所建立的集权式的带有大区与府的国家体制今天还存在,尽管自那时以来国家形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希特勒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体制,他那让德国人长达十年倾倒、让全世界震撼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已经无影无踪了,不仅因为它们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灾难,而且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终结性。单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甚至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个境界他从来没有达到,那就是国家巨匠。


43、

希特勒的所有成功是在1930年至1940年之间获得的。在此之前长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一事无成。他1923年的暴动失败了。他1925年新建的政党直到1929年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党。1941年以后,甚至自1941年秋天起,他再也没有成功过。他的军事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越来越多,结盟者离去了,而敌对同盟却坚不可摧。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但让世界惊讶的是,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请看一下这段编年史:1930年国会大选,纳粹党选票猛增八倍;1932年再翻一番;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总理,7月所有竞争政党解散;1934年希特勒兼任总统与国防军最高统帅,获得全部权力。内政方面,此后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赢得了,而外交方面的成功则刚开始:1935年撕毁《凡尔赛和约》,实行普遍兵役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936年触犯《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区一一什么也没有发生;1938年兼并奥地利一一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9月兼并苏台德地区一一甚至受到英法赞同;1939年3月,建立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区,占领梅梅尔地区。至此,其外交成功系列告终,从现在开始希特勒遭到了抵抗。而现在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战胜波兰,1940年战胜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法国,1941年战胜南斯拉夫、希腊。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陆。

总的来说:先是十年的失败;然后是长达十二年的不间断的、令人目眩的系列成功;然后又是四年失败,以灭顶之灾而告终;而每段之间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

任凭你翻遍史册,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先兴后衰,历史上是有的;成果与失败相互交替,历史上也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区别的三个由纯粹失败、纯粹成功,然后又是纯粹的失败组成的阶段。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个长时段内似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外行,然后在一样长的时段内似乎是个天才,然后又被证实为(不仅是表面的)外行。这需要解释。我们会本能地利用常见的例子来解释,但得不到答案。


44、

没有政治家在所有阶段都干得一样好,几乎所有人都时不时犯错误一一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进行纠正。这些我们都见过。我们也都见过,许多政治家在他们达到顶峰前需要一段学习、起跑时间;在顶峰上一段时间以后,便开始疲倦、衰退,或者相反,狂妄自大,肆无忌惮。但是,所有这些可想而知的解释尝试都不适合希特勒。它们不能解释在长期成功与长期失败之间的两次转折。而且,它们不能通过希特勒性格的变化或他能力的增减来解释。希特勒一直都没变。

......

他的政治决策起码从1925年到1945年完全一致。在这二十年有变化的,是他碰到的抵抗力量的强度。

这样,我们手中突然有了解释希特勒胜利弧线之谜的钥匙。这把钥匙不在于希特勒本身的某种变化,而在于希特勒所遇到的对手的变化与更换。

我们将成就与成功区分开,不是没有考虑的。成就属于个人;而讲到成功,则总有两方参与。一方的成功则是另一方的失败。一个人可以同样的力量取胜于一个较为弱小的对手,但会失败于一个较强的对手,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恰恰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往往被忽视。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忽视它。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45、

他的所有成功都是来自不能或不愿作出真正抵抗的对手。在内政方面,他给魏玛共和国以致命打击时,后者已经千疮百孔,实际上被放弃了。外交方面,他终结了1919年的和平体系,而这一体系那时已经在内部动摇了,已证实为不可维持。对内与对外,希特勒只是把摇摇欲坠的东西推倒了。

在30年代,与20年代和40年代不同,希特勒遇到的都是软弱的对手。一度与其争夺魏玛共和国继承权的德国保守派,没有具体的方案,内部矛盾重重,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30年代后期,希特勒从他们那里获得外交胜利的英法领导人,也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当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1930年德国的状态、1935年欧洲的状态以及1930年法国的状态时,希特勒的胜利就失去了对于同代人所具有的神奇色彩。我们必须费这点劲,尽管我们的观察似乎在远离希特勒。不涉及一点当时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希特勒的成功。


46、

这值得思考。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习惯的那样容易被划入极右翼。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个民众主义者:他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他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是鼓动,他的统治工具不是界线分明的等级阶层,而是一个相互没有协调的、只通过处于顶峰上的他个人集中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混乱聚集。所有这些更多的是“左”的,而不是“右”的特征。

很显然,在20世纪的独裁者行列中,希特勒的位置在墨索里尼与斯大林之间的某处,而且更仔细地看,更接近斯大林。而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就更加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他不是一个阶级政治家,他的纳粹主义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已经在前一章提到,他的“人的社会化”在今天(1978年)的苏联与民主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完全一样的对照物,而这些对照物在法西斯国家最多只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有时完全缺乏。但与斯大林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是,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请注意概念上的相同点!)里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在一个希特勒式的极权命令国家是否那样重要,这里先不下结论。但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的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为它们服务什么。有一个外在特征对许多本质性东西有着象征意义:墨索里尼穿燕尾服的次数与穿党服的时候一样多,而希特勒只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总统兴登堡还在,必须维持与巴本的表面联盟的时候,有时穿过燕尾服,此后他与斯大林一样,只穿制服。


47、不管希特勒是给魏玛共和国,还是给巴黎和平体系的致命打击,不管他征服的是德国保守派,还是法国:他推倒的都已行将倒塌,他杀死的都已奄奄一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他有着某种本能,知道什么正行将倒塌,什么已经奄奄一息,只等着仁慈的一枪。他的这一本能比他的对手更灵敏(在旧奥地利时,他作为年轻人就有了这一本能),这让他的同时代人深为佩服,他自己也自鸣得意。但他这一本能(对于一个政治家无疑是一个有用的天赋),与其说像山雕锐利的目光,不如说犹如兀鹫灵敏的嗅觉。


48、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等级、阶级、机构与政党的生命,也远远长于服务于它们的个人的生命。

结果是,绝大多数政治家(而且有意思的是,右翼居多)会务实地行动;他们不可能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其中短暂登台的剧目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干眼下该干的事情;他们这样比那些追求远大目标而试图(绝大多数是徒劳地)看透“整体”意义的人们更成功。甚至还有政治不可知论者(而他们往往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完全不相信所谓“整体”的意义。

譬如俾斯麦就说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国家、权力与尊严,与一只公牛一脚就踩烂的蚂蚁窝,或者一个遭遇一个蜂农的蜂窝有什么区别呢?”


49、

另一种政治家类型,试图将某种理论付诸实施,以服务于其国家或政党,同时为天命、历史或进步服务,绝大多数属于左翼,而一般更少成功;失败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与乌托邦分子,多如海边的沙粒。不过,一些伟人也以此类政治获得了成功,尤其是那些伟大的革命家,例如克伦威尔、杰斐逊,20世纪有列宁等人。尽管他们现实中的成功总是比所期待的要丑陋,但这并不影响其成功本身。

希特勒很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也是我们不能随便把他归类为右翼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不仅想当一个政治实干家,而且想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与目标树立者,(正如他以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所说的那样)一个“纲领家”;可以说,他不仅要当一个“希特勒主义”的“列宁”,而且要当一个该主义的“马克思”;他特别自豪地认为,自己既是“纲领家”又是政治家,这在“人类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才会出现一次。

不过,他很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按照某种理论、一个“纲领”行事的政治家,一般要比纯实干家碰到更多的困难:“因为一个人的未来事业越伟大,为此的斗争也越艰巨,其成功也越罕见。但如果在几百年中有人获得成功,那么他或许可以在晚年得到即将到来的荣誉的一丝光辉之照耀。”


50、他是按照自己设计的纲领从政的,而且给自己的政治行动增加了困难。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几乎是设计了他的失败。因为他自造的世界观,他的纲领的基础,是错误的;就像一个使用一张错误地图的旅行者无法达到其目标一样,以此世界观为向导的政治不可能实现其目标。


51、譬如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而且(这一点自希特勒以后几乎无人再敢说)也存在着各种种族。一个在他的时代几乎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国家与民族应该尽量相互吻合,即国家应该是民族国家;认为在国家生活中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也只是在希特勒之后才变得值得怀疑;而如何消灭战争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这只是个例子,它警告我们,不要把希特勒所想过、说过的一切,只是因为希特勒如此想过、说过就都一概否定;不要对每一个把民族与种族当作现实的人,或者为民族国家说话并且正视战争可能性的人,用致命的恶名“希特勒”让他闭嘴。我们总不能因为希特勒算错了账就废除数目字吧。


52、

现在我们尝试着简述一下希特勒的历史政治世界观,即“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它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既不是阶级也不是宗教,严格地讲也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或者种族。历史“是一个关于一个民族生存斗争过程的叙述”;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所有世界历史事件只是种族自我生存本能的表现”。国家“原则上只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工具,它把人们的种族生存视为其目的”;或者,不那么防守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维护与促进”一个物质上与心灵上同类人的共同体,“内政的目的在于保障一个民族对外自卫的内在力量”。

这一对外自卫的内容就是战斗:“谁要生存,就该战斗,谁在这个永恒搏斗的世界里不愿意斗争,那就没有生存的资格”,而民族(或种族)之间斗争的方式,是而且当然是战争。如果观察正确,“战争就失去了其单个的或多或少暴力的非常特征,而是可以列入一个民族彻底的、有良好基础的、长久发展的自然甚至理所当然的体制。”政治是一个民族为其尘世生存进行生存斗争的艺术。外交是维护一个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间的大小与质量的艺术。内政是维持一个民族为斗争所必需的、以其种族价值与人数为方式的力量投入的艺术。简言之,政治是战争与战争准备,这种战争的目标首先是生存空间。这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所有民族,甚至所有生物都有效,因为“它们的自我生存本能及其繁衍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整个生命进程展开的空间是有限的。生存空间的这种局限造成了生存斗争的必然性”。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它“(必须)为其在那条从今天局限的生存空间通向新领土的道路上进军积聚力量”。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消除……我们的人口与我们的领土面积一一既作为粮食来源地,又作为权力政治的根据地一一之间的不相称”。


53、

战争的第二个目的在于统治与征服。“自然的贵族主义式基本思想所希望的,是强者的胜利与弱者的灭绝或者其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力量的自由游戏”的内涵,“它必然导致持续的互动进化”。

而民族之间持久战争的第三个目的,即最根本的目的,是统治世界。这一点,在希特勒1930年11月13日的演讲中得到了最简要、最明确的表达:“每一个生命都在努力扩张,每一个民族都在向世界霸权努力。”而且这也本应该如此,因为“我们都预感到,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将遇到问题,只有一个最高种族的、拥有全球财产与可能性的统治民族才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资格”。在《我的奋斗》的最后写道,它(无疑是指德国)“必须赢得这个地球上属于它的地位”:“一个在种族毒化的时代保护其最佳种族成分的国家,必然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之主。”

直到这里,所有这一切想得尽管有些狭隘、突兀与冒失,但还能自圆其说。看到希特勒如何玩弄“种族”概念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有些不舒服了。这个概念是希特勒思想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种族问题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但希特勒从未作出定义,它常被视为与“民族”概念相同。按希特勒的思想,“一个最高级的种族作为主宰民族”应该在某一天统治世界,但到底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是德国人还是“雅利安人”?这点在希特勒那里从未得到澄清,谁在他眼里是雅利安人,也不清楚。只包括那些多多少少属于日耳曼民族群的民族吗?或许还包括除了犹太人以外的白种人?就此,我们在希特勒那里找不到任何答案。


54、

眼下我们对此还不作批判(尽管很难不加批判地重述这些杀气腾腾的胡言),我们只是叙述;但一个单纯的叙述也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希特勒的眼里,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宗教、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

第二个问题:按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在干什么,因而对于所有其他民族来说如此危险,并且必须得到那样一种可怕的命运?

第三个问题:如何将希特勒关于犹太人与其他人的斗争的学说,与他关于同样是永恒的(同样是上帝所欲的)其他人之间的斗争的学说融为一体?


55、“种族”概念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同时在希特勒那里,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一种是质量性的,一种是中性的区别意义。“良好种族(品种)”、“改善种族(品种)”,这些是家畜培育者使用的质量性概念,他们在培育某个品种的时候将价值低劣的排除在外,想通过培育突出某个品种的某些特征。当希特勒提及可以通过弱智者的绝育与精神不正常者的处死提高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的时候,就经常这样使用这个概念。


56、对于希特勒来说,“犹太的”与“国际的”几乎是同义词。一切事物,凡是国际的,也是犹太的,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甚至提及了一个犹太国家:“犹太国家从来不是确切的空间,而是空间上漫无边际的但局限于一个种族的结合。”因此,(现在来了)这个“犹太国家”、“国际犹太人”,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敌人,它利用一切手段毫不留情地攻击它们,在外交上通过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内政方面通过议会主义与民主。所有这些都是削弱与摧毁国家的工具,是犹太人的发明,因为他们只想通过这一切达到一个目的:干扰与削弱“雅利安”民族为生存空间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而狡猾的犹太人不参加这种斗争),以建立它自己的、有害的世界统治地位。


57、

为什么必须所有民族团结起来一起对付犹太人呢?它们不是都忙着相互争夺生存空间吗?答复是它们必须,恰恰因为它们必须为生存空间而斗争,因此它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投入生存空间的争夺。犹太人是这场漂亮游戏的破坏者;他们用其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国际性的)资本主义与(同样是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让其他民族放松了它们的主要任务与主要事务,因此他们必须消失,不仅仅从德国,而且从世界上完全消失。他们必须被“除掉”,但不是像一件家具那样被搬到别处去,而是像一个污点那样被除掉。人们也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出路。

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那不算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是一个种族。如果他们试图通过与“雅利安人”通婚逃脱他们的种族,这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会劣化“雅利安人”的种族,致使那个民族失去必须进行的生存空间斗争的能力。如果他们愿意融入这一民族,想成为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或其他国家的爱国者的话,那这是最糟糕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试图“将各民族推入相互的战争(但按希特勒的观点,这不正是各民族存在的意义吗?),而如此渐渐地借助于金钱与鼓动的力量成为它们的统治者。”我们看到,犹太人不管干什么,他们总是处于无理的地位,必须被消灭。

......

“犹太人”是所有人的敌人:“他的最终目的是非民族化,降低最高种族的种族质量,通过消灭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并以本民族的人取而代之,来统治这个种族大杂烩。”还有,“如果犹太人借助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战胜了这个世界的民族,那么他的皇冠就是人类的死亡花环,那么这个星球就会像几百万年前那样空无一人地在太空中运行。”这就是说,犹太人不仅要消灭“各民族的知识阶层”,而且显然要消灭全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人类当然应该团结起来,消灭犹太人,而希特勒的确不仅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灭绝者,不仅仅具体定义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而是定义为全人类的先锋:“我抵抗犹太人,就是在为主的事业而战。”


58、

“希特勒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认为,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全部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如是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希特勒那里有着完全对应的说法,“所有世界事件都只是种族自我维护本能的表现”。此类的语句有着巨大的感染力。谁读了,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错综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艰难的变得容易。它们会给予愿意接受的人们一种舒服的启蒙与知晓的感觉,而且会让那些不接受它们的人们产生一定的愤怒和不耐烦,因为这些斩钉截铁的语句带着一种伴音:“其他说法都是欺骗”。

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坚定的希特勒主义者那里,我们都可以遇到这种优越感与不容置疑性。

但是,认为“所有历史”是这个或是那个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历史是一个原始森林,而不是一个人们开辟的可以借此开发全部森林的林间通道。在历史上发生过阶级斗争与种族斗争,另外还(更多地)发生过国家、民族、宗教、思想意识、王朝、政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在一定条件下,完全不存在不与另一个人类集体发生冲突(在历史上的某时与某地也确实发生过冲突)的人类集体。


59、

希特勒对国家不感兴趣,对国家一无所知,不把国家当回事。对于他来说,关键在于民族与种族,而不是国家。国家对于他来说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且,简言之,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在1933年至1939年间,希特勒不遗余力地进行战争准备,但他所建立的是一部战争机器,而不是一个国家。他将因此得到报应。

因为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一部战争机器,至多是一个国家拥有一部战争机器,而且它也不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的思想的历史不超过二百年。绝大多数国家过去与现在都包含着许多民族,如古代的大帝国,但也包括今天(1978年)的苏联;或者只包括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如古代的城市国家与现在的德意志国家。它们并不因此不成为国家。国家的思想比民族的思想要早得多。而且,国家首要的目的不是打仗,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其居民外部与内部的和平,不管他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维持秩序的制度。(对外)战争与内战一样,是一种非常状态与国家紧急状态;为了应付此类非常与紧急状态,国家拥有其垄断暴力的军队与警察。为此,国家也是为了解决各式各样的矛盾,但不是用这些工具为一个民族在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基础上征服生存空间,或是为了改善种族而发动战争,或为了获得世界霸权。


60、

对于所有这些,希特勒一无所知;或者更应该说,他不想知道。因为希特勒世界观的唯意志论特征显而易见:

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想看到的世界。世界不是完美的,充满了斗争、贫困、痛苦,国家的世界,也充满了仇恨、敌对关系、恐惧与战争一一可不是吗,那些不愿自我蒙蔽的人们太对了!只要希特勒所说的不超过这些,他还处在真理的范围之内。但他不是像路德那样悲伤、勇敢而认真地说出原罪,像俾斯麦那样镇定地正视他所说的人世的不完美事物,而是用那尖利的像尼采常常用来欢呼值得哀叹的事物的声调来叫嚣。

对于希特勒来说,非常状态是标准,国家是为战争而存在的。但这一点他错了。世界不是这样,国家的世界也不是这样。在现实的国家世界里,战争都是为了一个和平状态进行的;自卫战争不用说,即使是进攻性战争,如果它想有某种意义的话,也是如此,每一场战争都以一个和平条约或国家条约,以及一个一般长于前一场战争的和平状态而告终。当战争定局的时候,就必须签订和约,否则战争没有意义。希特勒没有看到这一点或不愿看到这一点,这导致了他的最为严重的一个失策。


61、

出于另一个原因,“生存空间”也是一个错误的设想。因为在20世纪已经不值得为生存空间而进行战争。如果希特勒在宣扬与实行“土地政策”时,用被居住与耕种的土地面积来衡量一个民族的富裕与强大的话,那么他忘记或无视了工业革命。工业化以来,财富与强大不依赖于土地占有的大小,而在于技术水平。对此来说,生存空间的大小无足轻重。

对于一个国家的技术与工业的发展来说,过大的“生存空间”,即幅员辽阔而人口稀少反倒会成为一种障碍,对此苏联就深有体会。任凭它如何努力,也未能开发与发展那一望无际、资源丰富但人口太少的西伯利亚。总之,十分明显的是,今天世界上几个最贫困与最弱的国家面积辽阔,而几个最富裕与最安全的国家只拥有弹丸之地。希特勒在某些领域,如军事技术或者大众机械化方面,思维很现代,但他的生存空间理论完全还属于前工业时代。


62、至于“20世纪战争的最终目的是统治世界”的想法,出现得比希特勒早,并且在希特勒之后还存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总理贝特曼一霍尔维格的幕僚库特·利兹勒就写道:“从理论上来说……每个民族都要无休止地生长、扩张、统治与征服,愿意越来越团结并且纳入越来越大的范围,成为越来越高级的整体,直到整个太空在他的统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百分之百的希特勒,不过表达得更为婉转典雅而已。但它仍然是错误的: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些目标。


63、

威廉二世时期的泛德意志者也认为,当他们憧憬德意志世界权力的时候,一般只是指德国应该成为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他们想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在亚洲与非洲的德意志殖民帝国(以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为基础),而不是对世界的征服与真正的世界霸权。

当希特勒说到世界霸权的时候,很显然是当真的,尽管他基本上不期待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比建立德国在欧洲特别是包括苏联在内(他对殖民地的兴趣不大)的统治更大的目标。但这个他试图从被征服的欧洲改造而成的、在其中各民族应该按照一个新的民族等级融合的“大日耳曼帝国”,应该成为真正的世界统治的跳板。


64、

希特勒真的以为(不仅被引用的书面与公开的,而且战时的口头与私下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以他的反犹主义能够获得在全世界对德国事业的好感,可以把德国人的事业做成人类的事业。他深信,世界上到处都是反犹主义者。但是,希特勒的灭绝性反犹主义只在东欧有,他是从那里得到的;而且,为了维护乌克兰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的名誉,我们必须指出,那里的反犹主义不是以希特勒式的关于犹太人奴役与消灭“雅利安”人的狂想为基础的,而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在那里完全作为一个完整的外来民族定居。在其他地方,他们都不采用这种定居方式,因此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都不以灭绝或“赶走”犹太人为目标。

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绝大多数是宗教性质的,尤其是天主教会在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以前公开攻击犹太人与其他信仰者。这种宗教的、最常见的反犹主义的目的,不是灭绝犹太人,而是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如果他们接受了洗礼,那就没事了。

其次,还存在着一一特别是在农村一一一种社会反犹主义:在那里,人们憎恨那些以贷款为业的犹太人,而在犹太人获得解放(即平等权利)以前,这是唯一允许他们从事的职业。尽管听起来很矛盾,这种社会反犹主义的目标是犹太人的解放。当犹太人以另一种功能身份出现的时候,这种反犹主义就消失了,譬如某个地方偶尔有个犹太人医生,那他总是很受人尊重,很受欢迎。

最后,还有一种新的、在犹太人解放后出现的反犹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竞争性反犹主义”。自犹太人解放以来,即大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也承认这一点)犹太人之间的团结,很明显地在许多国家的许多领域取得了领导位置,尤其是在所有文化领域,但也在医学、律师、新闻、工业、金融、科学与政治领域。他们成为了许多国家的精英,如在魏玛共和国,至少在魏玛共和国的柏林,甚至可以说是第二批贵族;而他们因此不仅获得了应该得到的钦佩,而且也遭到了嫉妒与反感。

谁要是出于这些原因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他希望一些犹太人得到一些谴责。但是要灭绝犹太人?不可思议!当希特勒只是口头上发泄其对犹太人的杀气腾腾的疯狂憎恨时,其他所有国家的反犹主义者的反应是摇头;而后来当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大为震惊。因为甚至常见的反犹主义者也只同意希特勒所散布的、关于犹太人的错误与荒谬言论的极小部分。这里我们要对此作一简短批判;简言之,实际上它们已经在我们叙述以后就不攻自破了。


65、

希特勒可以无数次地重复说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事实恰恰相反。犹太教像一块无法忽视的巨大岩石屹立在世人眼前:它是第一个而且是最纯粹的一神主义宗教,是唯一一个敢于设想唯一的、无名的、无图像的、不可触摸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理念的且坚持这一非凡理念的宗教;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长达一千九百年的散居与反复的迫害中将其信徒作为信仰集团团结在一起的宗教。希特勒看不到这一点,可能确确实实没有看到。因为他本人不信教,尽管他习惯在口头上呼吁“天意”与“强大无比者”,而且也没有感觉宗教对他人有意义的功能。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基督教会的态度上。

很显然,犹太人不是一个种族,即使把“种族”概念用于白种人的各种部落与类别,他们也不是种族。譬如今天的以色列就完全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每个来访者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验证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犹太教从来都是一个传播性、竭力劝诱他人改变信仰的宗教。在罗马帝国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民族、部落的成员及各种类别的白种人都是犹太人,但犹太教与基督教几百年来是传教竞争对手。甚至还存在一些犹太人,尽管为数不多,甚至属于黑种人与黄种人。阿图尔·科斯特勒最近令人信服地说明,恰恰那些受希特勒迫害的东方犹太人大部分可能不是闪米特人,而是卡萨尔人的(原来在伏尔加与高加索之间居住的土耳其民族)后代,他们在中世纪接受了犹太教,后来向西方与西北方迁徙了。如此看来,甚至“反犹主义”(“反闪米特主义”)一词也不准确,但我们出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使用它。


66、

我们能把犹太人称为一个民族吗?这倒是可以说的。尽管他们无疑缺少那个最标准的确认民族的标志,即共同的语言。英国犹太人说英语,法国犹太人说法语,德国犹太人说德语,等等。另外正确的是,许多犹太人(大约是绝大多数)自获得公民平等权利以来,都成为了其家乡的爱国者,在有的地方,如在德国,他们成为了超级爱国者。尽管如此,还可以看到一种犹太人的超越国界的归属感与团结感,一种犹太人的民族感受,今天特别表现为普遍的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团结。而且不难解释,对于长期没有形成自己国家的民族来说,宗教在其他情况下也充当民族凝聚的工具。譬如波兰人与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也有一个明确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比波兰人与爱尔兰人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生活时间更长的犹太人那里,宗教起到的团结与造就民族的力量可能更为强大。经常的迫害也让犹太人更为团结。尽管一些人自己放弃了该宗教,宗教以及因迫害产生的团结力量,在他们那里还会继续起到作用。这一点也可以在其他宗教那里观察到。一个前新教教徒与一个前天主教教徒的思想方式的区别,并不比一个新教教徒与一个天主教教徒之间小。他们的精神习俗受着他们父辈与祖辈好几代人的影响。对于一个像犹太教这样强大的宗教来说,要对放弃这一宗教的人失去其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的理由,更不用说是怀着像希特勒一开始就带有的对犹太人杀气腾腾的仇恨与灭绝决心去迫害他们的理由。我们只能把这种希特勒特有的对犹太人的憎恨,当作一种病理现象来看待,因为希特勒试图用来证实憎恨的理由,即犹太人有着灭绝所有“雅利安人”的世界阴谋不仅显然是个错误,而且还是妄想型精神错乱。或许连这个也不是,只是一个用幻想作出的谋杀意图的合理化。总之,它完全是错误的。“世界犹太人”不仅没有希特勒所捏造的那些阴暗的目标,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目标。相反,恰恰在希特勒时代,犹太人处在其三千年历史上最为分裂的阶段,在传统的宗教性与现代的世俗化之间、在同化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出现了多方面的分裂趋势,更不用说,世界上所有大规模的政党分裂也离间了自其市民解放以来(与以前完全不一样地)融入了世界的犹太人。一百年或五十年以来,大部分人通过同化、皈依与通婚完全自觉地放弃其独特性,甚至完全融入了各自的国家;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没有像在德国的犹太人那样,充满信心与激情地融入了当地的国家。当然,也存在一些顽强抵抗的犹太人。简言之,在犹太人遭遇希特勒可怕打击的时候,被希特勒视为强大的与魔鬼般的阴谋集团的犹太人其共同体实际上正处在全面危机之中,它从来没有如此虚弱过,正开始四分五裂。众所周知,他们像绵羊走向屠宰场那样走向了集中营。希特勒屠杀的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而是手无寸铁的人们。


67、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会认为,没有希特勒,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也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没有希特勒,完全有可能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发生,过程与结局也会不一样,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联盟、战线与结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当今(1978年)的世界是希特勒的产物。没有希特勒,便没有德国与欧洲的分裂;没有希特勒,美国人与俄国人就不会驻兵柏林;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以色列;没有希特勒,便没有非殖民化,起码没有如此迅速的非殖民化没有亚洲、阿拉伯、黑色非洲的解放与欧洲世界地位的下降。更确切地说,没有希特勒的决策错误,就不会有这一切。因为这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


68、

希特勒所追求的,是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对俄罗斯的直接统治;另外维持欧洲对非洲与亚太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他想建立一个权力金字塔,处于这个金字塔底层的是传统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与德国的新殖民地俄罗斯,中层是其他欧洲国家,又分层为德国的邻国、协助民族、卫星国与伪独立或半独立的同盟国,而德国则处在金字塔的顶峰。这个庞大的由德国统治的权力结构,应该在未来很有把握地进行与美国和日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而希特勒所造成的,却是美国在西欧的、苏联在东欧的霸主地位,是德国的分裂以及所有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是一个拥有两个权力顶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原来的欧洲殖民地突然获得了狂欢节式的自由,欧洲(各国又有不同的等级)附属于两个超级大国。德国先是完全失去了其国家主权,跌落到了地窖的地位,被分裂与被占领,用了几年、几十年时间,也只是为了向上努力,获得美国与苏联的盟友地位;欧洲的其他部分也停滞在这一地位上。

换句话说,希特勒没有什么建树,而是(不过如此)捅了个大娄子。几乎没有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大人物”像他那样以惊人的猛劲打偏了,但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69、

他所犯的决策错误的根源,绝大部分在于他的性格缺陷。

不过,部分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错误。起码在他的一个思想错误(也是他的第一个思想错误,它自1933年起就开始起作用)中,“纲领家”希特勒就勾画出了政治家希特勒的轮廓。我们已经在前一章看到,在希特勒的世界现象理论中,存在着两条十分不同的行动线索。

一方面是各民族(更确切地说是自种人之间的,对希特勒来说,有色人种不算)永恒的争夺生存空间与统治地位的斗争,胜利的最高奖励是由一个民族统治世界;

另一方面是所有白种民族针对犹太人的共同斗争。与此相应,政治家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追随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一个是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一个是“去除犹太人”,即消灭犹太人。前一个目的与后一个完全没有关系;两个目标甚至相互阻碍。


70、

在政治界,同时追求两个目标,总是一个失策;当第一个目标如此高远,以至在集聚所有力量且在很幸运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的时候,更是如此。

谁要征服欧洲,就不应该在欧洲将会制造敌人的基础上,再附加上分散在全世界的(也在自己国内)影响巨大的敌人。这是一个失策,特别是当这些额外的、自己人为制造的敌人原来是自己最好朋友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失策。在希特勒把他们当作敌人之前,犹太人就是德国的最好的朋友。

关键之处不在于人们如何估计犹太人对其所在国的影响。希特勒可能过高估计了这种影响,那他就更应该把他们拉到他的一边去,而不是毫无道理地推向敌对的一边。


71、

直到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影响,绝大多数完全是一个对德友好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敌对国对此深有体会。在美国,这种影响长期而明显地推迟了美国加盟协约国。在俄罗斯,它在由德国成功策动的沙俄革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毫无必要地在全世界树立了额外的敌人,而且使朋友成为了敌人,把本来处在德国一边的砝码推到了敌人的一边,其效应是双重的。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一开始就给他自己在德国设立了巨大的障碍(尽管这种反犹主义先是表现为对犹太人无休止的侮辱、诬蔑与歧视,还未让人看出其恐怖的最后表现方式),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侮辱,就足以把朋友变为敌人;而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部分犹太人简直是热恋着德国。令人感动的是,一小部分犹太人甚至在希特勒之后,尽管有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仍然是这样。

自他们获得解放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都成为了优秀的爱国者;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像在德国那样达到了如此灼热的、深情的程度。我们可以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半个世纪内,发生了犹太人对德国人的恋爱事件(约格·乌特曼在其著作《面貌酷似的人,你这个苍白的伙计》中探讨了这种特别的犹太人与德国人亲和性的根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是施爱的一方;

而德国人,如果没有把这种感情当作犹太人的纠缠而加以拒绝的话,他们最多只是(感到受了恭维,也有点儿不舒服)接受了其同国犹太人的崇拜。不管怎样,犹太人与德国人的恋爱关系在文化领域引发了灿烂的奇葩:譬如(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及其作家群,又如马克斯·莱茵哈特及其演员。而且,德国犹太人还为德国在20世纪初期在思想与文化、科学与经济领域第一次明显地超越英国与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些在1933年立刻成为了历史。希特勒使绝大多数犹太人受侮辱而由爱情变成了仇恨;除了德国犹太人以外,他还让那些继续忠诚于他们犹太人朋友的德国人(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德国人)变成了敌人。


72、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给德国科学界造成了大失血。不仅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犹太科学家流亡他国;重要的非犹太科学家也跟着他们的犹太人同事与老师出走了,而以前大批闻名而来德国的外国人不再前来。直到希特勒上台,世界核研究的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1933年则移往了美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大国可能是德国,而不是美国。


73、德国有了希特勒,这一格局是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与强大的、尽管先是被德国统治的欧洲,还是发展成为事实上发生的结果,完全决定于希特勒一一不管历史学的社会学派怎么说。希特勒1945年2月在波曼笔录里说:“我是欧洲的最后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他说得对。不过,他还应该补充一句:“而我摧毁了这个机会。”


74、对于“政治思想家”希特勒来说,战争是正常状态,而和平是非常状态。他看到,和平往往可以用于备战。他没有看到的是,战争总是必须应该用来缔结和约。对于希特勒来说,所有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胜利的战争,而不是赢得的和平。


75、在丹麦外长斯卡维纽斯与克罗地亚外长洛尔科维奇两位外宾面前,他于11月27日,也就是在苏军的反攻还没有进行,只是德国的进攻被顶住的时候,讲了一些奇怪的话,这些话被记录了下来。“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他说,“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话。1945年,希特勒确实命令炸掉德国所有还未倒下的建筑,去掉德意志民族任何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灭绝来惩罚德意志民族,因为它被证实无法征服世界。


76、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在这些年(二战期间)里越来越深居简出。人们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讲话。他不与民众接触,不访问前线,不视察遭受空袭的城市,几乎不作公开的演讲。希特勒只生活在他的军事大本营。不过,他在那里还掌着权,像以前那样不可一世,像在流水线上工作那样撤换着将领,并亲自作出所有军事决定一一常常是奇怪的决定。如把第六军牺牲在斯大林格勒。他在这些年的战略是固执的、毫无想象力的。他唯一的方案就是“以一切代价守住”。代价付出了,但仍未能守住。自1942年底起在东线,自1944年起在西线,占领的地区一块一块地丢失了。希特勒没有反应;他打的是一场延长的阻滞战,很显然不再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是为了获得时间。奇怪,此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现在他为时间而战。

他还在战斗,他还需要时间。为何?希特勒一直有两个目标:德国对欧洲的统治与犹太人的灭绝。第一个目标他实现不了了;现在他集中实现第二个目标。当德国军队进行着长久的、牺牲惨重与徒劳的延缓战的时候,满载人员的火车天天开往集中营。1942年1月,“最后解决”的命令下达了。


77、希特勒无疑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他同样无疑属于犯罪史。他试图(不过没有成功)通过征服战争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在这种行动中总是会流很多血,但不会有人将那些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的大征服者一股脑地称为罪犯。希特勒是一个罪犯,不仅仅因为他步了他们的后尘,而是完全出于另一个原因。希特勒指令屠杀了无数无辜的人们,不是为了某种军事或政治目的,而仅仅为了他个人的满足。因此,他不属于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一类,而是与“妇女杀手”屈尔滕与“男孩杀手”哈尔曼同属一流,他与后两位的区别是,他是工厂式地杀人,而他们则是手工杀人,因此他的受害者不是几十人或几百人,而是几百万人。很简单,他是一个大屠杀者。


78、残酷的统治者的名声总是充满污点,即使他们很能干。例如,斯大林的名声就是这样。


79、希特勒不仅作为统治者与征服者残酷。希特勒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便在没有任何国家利益的理由或者此类借口时,他都指令杀人。甚至可以说,有时他的大屠杀与他的政治与军事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例如对苏联的战争,如我们所知,军事上已经无法获胜,但或许他可以在政治上获胜,如果他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不是以灭绝者身份出现的话。但是,他的杀人欲望比他那不算低下的政治谋略更高。


80、希特勒的大屠杀是在战时进行的,但它们不是战争行动。相反可以说,他是以战争为借口进行与战争无关的、但对于个人来说一直是个心愿的大屠杀。“既然在前线最优秀的人阵亡了,”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在后方起码可以消灭害虫。”消灭对于希特勒来说是害虫的人,与战争的关系只在于,战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除此以外,对于希特勒来说是目的本身,而不是获得战争胜利或扭转败局的工具。


81、在1942年至1945年间,全世界人都意识到,希特勒的大屠杀不是一般的“战争罪行”,而根本上就是罪行,而且是史无前例的罪行,是文明的灾难。


82、(纽伦堡审判)

这场胜利者的审判有许多缺陷:首席被告缺位,因为他已经逃脱了任何人世间的公正惩罚;作为判决基础的法律,是追溯性的、临时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希特勒的主要罪行,即对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病人的工厂般的大屠杀,只是一个完全附带的起诉点,与强制劳动与驱逐一起作为“反人道罪”受到起诉,而主要起诉项是“反和平”,即战争本身,还有“战争罪行”,定义为“践踏战争法律与习俗”。

这些践踏,当然(或轻或重)在任何一方都有,战胜国也进行了战争。因此,可以轻易说,这里是有罪者在审判有罪者,实际上被告是因为输掉了战争而被判决(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审判后公开表达过这种想法)。纽伦堡造成了许多思想混乱。在德国人那里,恰恰在德国人那里,引发了一种抵消性算账的情绪,一种针对每个指责都报以“而你们不也这样吗?”的态度。在战胜国那里,至少在西方战胜国那里,留下了沮丧与内疚,它让(尤其在英国)最荒谬的辩护不断冒出。今天(1978年)我们必须将希特勒在三十五年前所犯下的让人们推心泣血的真正罪行,从所谓的通常战争脏物堆中艰难地区分开来。我们最好从研究不属于这些罪行的恶行开始,尽管有的读者会认为这是在为希特勒洗刷罪行。实际上恰恰相反。

让我们从“破坏和平罪”开始。在纽伦堡审判中,把战争本身,至少是有计划的、故意的进攻性战争(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宣布为罪行。


8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还增加了对战争的普遍恐惧与抗拒。但战争并未消失,一条让战争消失的途径还没有被找到。像在纽伦堡审判那样把战争宣布为罪行,显然不是这样一条道路。


84、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后来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绝大多数国家就在《凯洛格公约》中庄严地签订了放弃战争的宣言,而自1945年以来这些放弃战争的宣言属于(从《联合国宪章》到《赫尔辛基协定》)国际条约的通常组成部分。但是,所有政府都知道,这些宣言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并且为此做好了战争准备。没有人会因此把所有政府宣布为犯罪政府。把不愉快的但不可避免的事情宣布为罪行,是无济于事的。把战争宣布为罪行,就等于把排便宣布为罪行一样。


85、

战争在国家之间展开;它属于国际关系,因为国家是世上存在的最高权力与暴力机构。而它们的暴力垄断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保障国内集团与阶级的斗争不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必要条件。这同时却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激化的时候只能用暴力,即通过战争来解决。只有在这些国家之上还有一个更高权力机构存在的前提下,即有一个唯一的、统治全世界的、把那些国家当作附属国家(就像一个联邦国家把组成国家当作附属国家那样)的全球国家的时候,情况才会变化。这样一个世界国家,虽然一直是大征服者以及他们建立的大帝国的远大目标,但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

只要政治世界由多个主权国家构成,席勒的这句话就有效:

“战争是可怕的,就像天灾一样,但它是好的,是命运,与天灾一样。”


86、如果战争在一个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不可避免,而对科技时代的人类又极度危险的时候,那么在人类目前处境的逻辑中就存在着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工具可能是一个世界国家,而通向世界国家除了一场成功的世界征服战争没有别的途径。


87、

希特勒的独特罪行也不在于他“践踏了战争法律与习俗”,也就是不在于赋予纽伦堡审判其名称的实质性“战争罪行”。

相反,实际上“战争法律与习俗”的前提是战争不是罪行,而是一个原则上被认可的、因为不可避免的国家机制;“战争法律与习俗”的目的,用卡尔·施密特十分恰当的话来说,是为了“战争的文明化”;它们试图(主要是通过规定与协定)保护平民与战俘,限制战争,让战争变得较为可以忍受。


88、战争结束后,这些战争罪行,如果还没有受到惩处的话,一般会默默地被免于处罚,只有司法狂才会对此表示遗憾。以下看法不乏某些智慧:可以说一般的战争罪行是不可避免的、非常状态的伴随现象,在这种状态中,本分的平民与一家之主习惯上了杀人,而在战后就要尽快地遗忘掉这些事。


89、希特勒大屠杀的罪行性质,恰恰可以通过它们不是战争罪行这一点看到。在战火中对战俘的大屠杀,在游击战中枪杀人质,在“战略性”空战中轰炸纯平民居住区,在潜艇战中击沉客船与中立国的船只,这些都是战争罪行,当然非常严重;但在战后它们都会按照普遍的约定俗成而被遗忘。对整个人群的大屠杀,有计划的灭绝,对人进行“灭绝害虫式”的消灭,却是一件根本不同的事情。


90、

莱因哈特·亨基斯所著的《纳粹主义的暴力罪行》一书很准确与清楚的纪实性叙述中,对此有着详尽的叙述。这里只按时间顺序把事实列出来。

(1)希特勒对病人进行大屠杀的书面命令,是于1939年9月1日即战争爆发那天签发的。按照这一命令,在随后的两年内,约十万德国人被当作“无用的吃饭人”被官方屠杀了,其中七至八万人在疗养与护理所,一至两万被筛选出来的病人与残疾人在集中营里被屠杀,所有在精神病院里的犹太病人,以及约三千名三岁到十三岁之间的儿童,主要是特别班学生与特别需要照顾的儿童。这一行动在1941年8月被取消了。

(2)也是在1939年9月,在德国开始了消灭吉卜赛人的行动。他们到处被抓捕,先是被运进了集中营,然后在1941年与1943年分两批被运进了灭绝营。

估计受害人数多达五十万人。总之,1939年生活在德国的两万五千名吉卜赛人,到1945年只剩下五千人左右。

(3)希特勒的第三批大屠杀大约开始于一个月以后,即在1939年10月,在德波战争结束以后,其受害者是波兰的知识与领导阶层,这一大屠杀行动持续五年之久。就此没有希特勒的书面命令(消灭病人的书面命令,是他此类的最后一个书面命令),只有口头的指令,但有人作证,并且同样得到严格执行。

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在五年内,不仅犹太人,而且波兰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没有权利,受到全面的专制统治,而且恰恰是有文化的阶层(神甫、教师、教授、记者、企业家)成为了一个有计划的灭绝行动的受害者。这一行动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希姆莱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看到(希姆莱是希特勒罪恶行动的执行者,因此可以作为希特勒这方面的传声筒):

对于东方的非德意志人,不许设立四年制以上的公立学校。这种公立学校的目的只是在于:最多直到500的简单计算,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套关于服从德国人、诚实、勤劳与老实是上帝戒律的教学内容。阅读能力,我认为没有必要。除了这些公立学校以外不允许任何学校存在……在严格推行这些措施的十年以内,总督管辖区的人口必然只由剩余的、低级的民众组成。这批民众将作为无人领导的劳动民族等候使用,每年为德国提供流动工人,以及特别劳动任务(筑路、石矿、建筑)所需的工人。

按照波兰的官方数据,总的来说,波兰在六年的战争中失去了约六百万人口,其中三百万是被屠杀的犹太人,不到三十万的波兰人死在战场上,除去七十万难民与自然死亡,还剩下两百万,其中肯定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可以记在对领导阶层的有计划屠杀措施的账上。其余部分,可以归类于在游击战中的报复措施、肆无忌惮推行的大迁徙,以及占领当局的普遍恐吓暴力。

(4)德国在长达两三年的被占领的广阔苏联领土上,对俄罗斯人民的政策与上述对波兰的政策一样:消灭领导阶层、剥夺其余民众的权利并将其奴役化。

早在1941年3月30日,也就是在开战前几个月,他在高级军官前作了一个演讲,他对他们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必须告别战友情怀。共产党人在以前不是战友,以后也不是战友。这是一场灭绝性战争……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保留敌人……在东方,强硬就是对未来的温和。”

国防军将领们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了这些警告,特别是希特勒那个臭名昭著的屠杀被俘红军政委的命令,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这些直到今天都有争议。没有争议的是德国手中的苏联战俘的命运。按国防军最高指挥部一般德国国防军局的统计,直到1944年5月1日,德军共俘虏了516万苏联人,绝大多数是在1941年被俘的。至此,还存活187.1万人,被登记为“枪决”的有47.3万人,6.7万人逃脱了。其余的近三百万人死在了俘虏营里,绝大部分是饿死的。当然,后来也有许多德国战俘死在了苏联的俘虏营里。

要在几个月内解决几百万俘虏的粮食,确实存在困难,这能解释一部分问题。但是,它不能解释一切。关于在希特勒的俘虏营里饿死人与人吃人现象是故意造成的这一事实,有一个来自意外出处的直接承认。在1942年12月12日的“午间聚餐”中,希特勒说明了他拒绝允许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第六军突围的一个理由,就是用马拉的炮兵部队必须留下来,因为饥饿的马没有力气拉炮了。然后他继续说,“如果这些马是苏联人的话,我可以说,一个苏联人可以吃掉另一个苏联人,但是我不能让一匹马吃掉另一匹马。”

对属于苏联平民的领导阶层的大屠杀,不是国防军而是四个突击部队的任务,他们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在前线的后面,高度紧张地进行屠杀。直到1942年4月,也就是在这场近四年的战争的最初十个月,A组突击部队(北线)报告已处决了25万人,B组突击队(中线)处决7万人,C组突击队(南线)处决15万人,D组(最南线)处决9万人。

(5)众所周知,希特勒最大规模的大屠杀是针对犹太人进行的,而且先是(自1941年中期开始)针对波兰与苏联的犹太人,然后(自1942年初起)针对德国以及全欧洲的犹太人。为此目的,他把欧洲“自西向东筐了一遍”,目的是(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预先宣布了)“消灭欧洲的犹太种族”,尽管竭尽全力,但这一最终目标没有实现。但是。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按最少的估计有四百万,按最多的估计有六百万。直到1942年,大屠杀以在(受害者死前自己挖掘的)万人坑前的集体枪杀的方式进行;后来,在特雷布林卡、索比波、麦达内克(卢布林)、贝尔泽克、切尔姆诺(库姆霍夫)与奥斯维辛等灭绝营里通过放毒气的方式进行,为此纳粹建造了专门的毒气室,毒气室隔壁是巨大的焚化炉。


91、

在1942年(“最后解决”的第一年),希特勒不少于五次,即在1月1目、1月30日、2月24日、9月30日与11月8日,在公开场合就其诺言的实现而自我标榜。我们这里逐字逐句地引用他最后一次的言论:

你们肯定还记得那个国会会议,在那里我曾经宣告:如果犹太人幻想可以挑起一场消灭欧洲种族的国际间世界战争的话,那么结果不会是欧洲种族的灭绝,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人们总是讥笑我这个预言家。当年那些讥笑我的人,他们今天有无数个已经不再笑了,而今天还在笑的人,或许不久也不会再笑了。


92、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两次试探德国民众针对犹太人的公开暴力行为会如何反应:第一次是1933年4月1日,由“冲锋队”进行的全德规模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第二次是1938年11月9-10日,也是全德规模的,同样是自上而下的,直到今天仍然以“帝国水晶之夜”闻名的暴行。从他的角度来看,两次试验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德国民众没有参加,相反,他们表现出许多对犹太人的同情、愤怒与惭愧,但他们的反应也不过如此。公开的抵抗没有出现,而“帝国水晶之夜”的说法,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传播开了,它恰恰表现了普通德国人鉴于1938年11月的恶行所处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讽刺与拒绝,另一方面则表达了恐惧地不愿意正视根本的罪行,把整个事情降低到被打碎的玻璃窗级别的愿望。


93、

在1941年12月,在几天之内,希特勒在那两个不可结合的、他从一开始就追求的目标,即德国的世界霸权与犹太人的灭绝之间作出了最终抉择:他放弃了第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实现第二个目标(在11月30日,这还早了几天)。而且,为了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这是他一直垂涎三尺的目标,他也愿意让德国承受全面战败及其一切后果。

政治家希特勒在1941年12月让位给了大屠杀者希特勒。


94、

有一个耐人寻味但很奇怪且很少被注意到的事实:希特勒并未给那些他对它们犯下最大罪行的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害。

苏联因希特勒丧失了至少一千二百万人,苏联自己说丧失了两千万人口;但是希特勒迫使它作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为了超级大国。在波兰,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人,如果不包括波兰犹太人,是三百万人;但是,希特勒战争的结果是一个比战前在地理上更健康、民族更为团结的波兰。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他几乎得逞;但是,希特勒吞噬了四百万至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政策,赋予了他们建立国家所必需的拼搏力量。希特勒以后,犹太人自近两千年来第一次又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一个自豪与光荣的国家。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以色列。

......

完全客观地看,希特勒对德国造成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的损失。德国人也因希特勒蒙受了可怕的人口损失,有七百多万人,比犹太人与波兰人还多,只有苏联人的损失更大;其他参战国的损失远远不能与上述四国相比。但是,苏联与波兰在付出可怕代价以后更为强大,以色列因犹太人的牺牲才得以存在,而德意志帝国则从地图上消失了。


95、1945年希特勒在德国留下了一片焦土,不仅是一片物质上的,而且(这很容易被忘记)也是一片政治的焦土:他不仅留下了死尸、废墟与残垣断壁,以及千百万饥饿的、流离失所的人们,而且留下了一个崩溃的管理机构与一个被消灭的国家。而且这两点一一人们的惨状与国家的灭亡一一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有意造成的。


96、

1944年8月的战局,在军事上与1918年9月颇为相似,当年的德国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撒手不干了。这就是说,战败按正常人的估计已经不可避免,结局可以预见到。但是结局还没有到来,败局还没有被确定,前后两次都没有。敌军还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与1944年与1945年所发生的一样,1918年也同样可以把战争拖到下一年。

众所周知,鲁登道夫在这一局势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战争该结束了。”他促成了停战请求,而且把他的政敌推进了政府,让德国的停战要求显得更为可信,给予了德国一个负担较少的、有谈判能力的代表。他后来控告这些他自己委任的破产管理者(“让他们来收拾残局”),从后面给了未被打败的军队背后一刀,这使他1918年9月的行为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一行为方式是一个负责任的爱国者的行为,他在战败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目标,即为自己的国家避免最严重的损失,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东西。

希特勒在1944年8月22日,做了与鲁登道夫1918年9月29日的行为截然相反的事情:在一次“雷雨行动”中,他命令立刻逮捕与监禁约五千名魏玛共和国的前部长、市长、议员、政党骨干以及政治官员,其中包括后来联邦德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与库尔特·舒马赫。这正是当年鲁登道夫在相应的局势下,把政府交接给他们,让他们结束战争的那群人,可以说是德国的政治后备力量。鲁登道夫在战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让他们来掌舵;而希特勒在相同的处境下却把他们监禁了。


97、

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以前的建筑师和当时的军火部长,今天是(1978年)希特勒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证人,就此报道:

在场将领中的一位对希特勒说,无法实行几十万人的转移。已经没有火车可供使用,交通早已完全瘫痪了。希特勒无动于衷。他回答道:“那么他们就应该徒步行军!”这也无法办到,那位将军插话道,为了行军必须有供养,人群必须经过人烟稀少的地区,人们也没有必要的鞋具。他未能说完。希特勒不为所动地转过身去。

如果说,那个让德国西部的全部居民在没有供养的前提下进行无目标的行军(我们只能称之为死亡行军),近乎于一个试图进行的针对德国人的大屠杀的话,那么第二个3月19日的元首命令,即所谓的“尼禄命令”,就完全暴露了要剥夺德国人的。而且现在是所有德国人的任何生存可能性。其关键的段落是:

所有帝国区域内的军事交通、通讯、工业与供给设施,以及敌人可以立刻或在可预见的时段内用来继续其战斗的物资,都必须被摧毁。

按施佩尔的证词,希特勒对提出抗议的施佩尔用“冷冰冰的语调”解释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顾及德意志民族为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所需的基础。相反,最好自己摧毁这些东西。因为民族证明自己是弱小的,未来将完全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这场战斗遗留下来的,已经是低劣的,因为优秀的已经阵亡了。


98、

许多报道表明,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德国绝大部分城市与乡村的民众陷入了敌我双方的炮火之中,他们更害怕自己的摧毁突击队与党卫军巡逻队。

他们执行的希特勒的计划,实际上比敌方的计划更为残酷。敌方军队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最原始生存的基础”,起码西方国家的军队不是这样。结果是,快速向前挺进的敌军的占领,至少在西部被当作一种解脱而受到欢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全是纳粹分子的民族,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失去幻想的、不愿与希特勒有什么关系的民族。他们当时常认为这是一种假装的屈从,但这只是极少数。人们真的感到被他们的元首出卖了,而且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其最后的几个星期内,希特勒自己以极端方式进行了同盟国打算进行的“再教育”。在这几周里,德国人的经历犹如一个女人,其情人突然变为其谋杀者,她不得不向她的邻居呼救,来对付那个与她交往的男人。


99、

希特勒与德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些奇怪。在战争期间,一些英国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希特勒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必然产物:有一条从路德,经过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直通希特勒的线索。相反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不用说新教与普鲁士传统,后者是一种(包括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在内的)理智而无私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传统。理智而无私地为国家服务,这是最难以承认给希特勒(哪怕是战前那个硕果累累的希特勒)的品德。为了实现其对民族力量的全面动员一一而且不该忘记的是他的不可罢免性与不可替代性,他一开始就牺牲了德意志国家,不仅是其法制国家的部分,而且是其秩序国家的部分。

......

即便在他们对领袖最崇拜的时候,德国人也就此保留了这种感觉。在他们的崇拜中,总还有一点惊讶,惊讶于他们得到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意外的、另类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奇迹”,是“上帝的特使”,用富有诗意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他是一位外边漂来的不速之客。在这里,从外边来的不仅是指来自奥地利。对于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来自更远的地方;先是从天上来的,后来是一一上帝保佑一一来自地狱的最底处。


100、

他爱德国人吗?在不了解德国的前提下,他选择了德国;实际上,他从没有认识德国。德国人是他所选择的民族,因为他天生的权力本能就像一根磁针一样指向了他们,指向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权力潜能民族。他们只是作为权力工具使他真正感兴趣。

他为德国抱有巨大的雄心,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代的德国人达成了一致;当时的德国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雄心勃勃但同时政治上无所适从;这两点给予了希特勒机会。但是,德国人的雄心与希特勒为德国抱有的雄心并不一致(哪个德国人想定居苏联?),希特勒缺乏辨别细微差别的听觉器官。总之,他一上台就不再听了。

他为德国所抱的雄心,越来越像一个养马人与一个赛马场主对其马匹的雄心。最后,希特勒犹如一个恼羞成怒的、失望的赛马场主,他要打死他的最好的一匹马,因为它未能赢得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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